《全球气候治理的文明困境与中国机遇（上篇）》主要介绍了气候危机的多维文明意涵以及旧范式的失效。作为下篇，本文将揭示中国作为最大排放国、完整工业体系继承者与生态文明引领者的“三重身份”张力与机遇，并提出从“目标管理”向“载体赋能”范式转换的核心命题，系统阐释“零碳单元体”的理论谱系、培育路径与核心机制，论证中国探索新范式的独特优势，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在这场文明转轨中，中国因其超大规模经济体量、独特发展阶段、完整产业体系和快速崛起的绿色产能，占据着充满内在张力与重大战略机遇的独特历史方位。
（一）身份一：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与“压力承受者”
作为全球最大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能源结构和产业体系转型成功与否，是全球能否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决定性变量之一。我国发电、钢铁、建材等8个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75%左右。无论是“主要责任方”的指责，还是“何时达峰中和”的追问，都将中国推到了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中央。这种压力既是挑战，也迫使中国必须系统性地应对气候问题。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年均3%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超6%的经济增长，单位GDP能耗下降26.8%，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从被动参与者到《巴黎协定》积极贡献者，再到“双碳”目标的主动引领者，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认知正在深刻变化。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资、技术、能力建设等多元支持。
（二）身份二：最完整工业体系的“继承者”与“革新者”
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绿色低碳转型，是对一个完整的“工业文明巨系统”进行前所未有的“在线升级”和“系统重装”。我国工业领域占据六成能源消费总量、七成碳排放总量，既要保障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增长，又要实现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我国产业结构仍不合理，高耗能高碳产业比例较大。2022年全球约54%粗钢、51%水泥、近20%成品油生产自我国，节能提效能力仍然不足，预计到2060年工业部门仍将有约3亿吨二氧化碳需通过碳汇、负碳技术等方式中和。实现转型需要绿色能源系统、低碳工艺流程等多领域关键技术突破——氢冶金技术起步较晚，绿氢供应不足；CCUS技术仍处商业化早期。
硬币另一面是，这为世界提供了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全尺度社会技术试验场”——几乎所有绿色技术都能在这里找到大规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可以在同一主权框架内快速完成。中国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经验。
（三）身份三：最大绿色产能与“生态文明”愿景的“引领者”
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其作为“双碳”工作的顶层指导思想，中国正尝试“由文明愿景牵引转型”的独特发展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居全球首位。与10年前相比，全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累计下降56%，重污染天数减少92%，创造了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成功实践。
依托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最完整且成本最具竞争力的绿色制造业产业链——中国生产了全球超80%光伏组件、70%以上动力电池、约60%风电设备——中国正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承担者”演变为“解决方案贡献者”和“转型范式供给者”。我国量产先进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达25.5%，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近65%。绿色正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中国提供的分布式光伏、电动交通、智能微电网等“适宜性技术”解决方案，因其成本可控、模块化、易部署的特性，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正在填补全球绿色公共产品的巨大供给赤字。
（四）“载体赋能”概念的初步提出
基于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深刻诊断，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正在中国丰富的基层实践中悄然萌芽：与其将治理重心放在国家层面的宏观目标博弈上，不如下沉到社会经济肌体中更具操作性的“载体”层面，通过培育和激活各类“零碳单元体”——零碳园区、零碳社区、零碳港口、零碳企业、零碳乡村等——来实质性推动转型。
这一思路的核心，是从“目标管理”范式转向“载体赋能”范式。真正的转型动力，源于无数个微观主体的系统性重塑。当每一个园区成为能源自洽的“微电网节点”，每一家工厂成为碳资产开发的“价值源泉”，每一个社区成为产消者协作的“民主实验室”，宏观的“双碳”目标便不再是悬置的政治承诺，而成为内嵌于社会经济细胞日常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自下而上”的单元体路径，有望破解长期困扰全球治理的“承诺—行动鸿沟”，在发展与脱碳之间找到兼顾的微观支点。中国因其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政策传导能力和丰富的基层实践场景，恰恰具备探索这一新范式的独特条件。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困境——多边机制的软约束、单边规则的霸权化、承诺与行动的结构性脱节——中国正在探索并实践一种超越传统“目标管理”范式的新道路。我们将这一新范式概括为 “载体赋能”。它并非对西方碳定价中心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承认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将治理的重心从宏观目标博弈下沉到社会经济肌体中的战略性操作载体，通过系统性培育和激活各类“零碳单元体”，实现减排动力从“外部约束”向“内生涌现”的根本性转换。这一范式转换的核心逻辑在于：真正的转型动力，源于无数个微观主体的系统性重塑；真正的减排成效，根植于社会经济细胞的日常运转。
（一）“载体赋能”范式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内涵
1.理论渊源：从“技术工具”到“社会细胞”的思想演进
“载体赋能”范式的形成，汲取了多学科的思想资源，是对全球治理实践和中国本土经验的双重回应。
（1）对多边治理困境的反思。“目标管理”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将治理重心悬置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承诺，而忽视了社会经济肌体中真正承载转型的实体单元。这种“头重脚轻”的治理结构，使减排目标难以穿透到产业末端、社区基层和企业内部。只有将治理重心下沉到园区、工厂、社区等“实体空间”，使抽象的碳目标具象化为可感知、可操作、可衡量的社会技术系统，才能有效破解“承诺—行动鸿沟”。
（2）对复杂系统理论的借鉴。社会经济系统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转型需要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多中心治理结构、清晰规则边界和有效冲突解决机制。“载体赋能”范式正是这一思想的应用：通过培育“零碳单元体”，形成多中心治理节点，在局部范围内实现规则的内生演化和合作的自发涌现，再通过网络化互联逐步重塑整个系统的碳格局。
（3）对中国基层实践的提炼。从苏州工业园循环化改造到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探索，从宁德时代零碳工厂认证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低碳制度创新——这些分散的基层实践，共同指向同一治理逻辑：以实体单元为载体，集成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生态等多元要素，在单元体内实现减排动力的内生化和治理机制的系统化。
2.核心特征：四大支柱构建新范式
（1）载体性：将抽象目标具象化。将园区、工厂、社区等实体空间作为转型基本单元，使碳目标具象化为可感知、可操作、可衡量的社会技术系统。在一个零碳园区内，碳排放的来源、减碳路径、成本收益都可以被精确计算和管理，目标不再是“悬浮”的政治符号，而是嵌入单元体日常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
（2）内生性：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通过能源自洽、产业共生、价值循环的内置机制，使减排从“要我绿色”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我要绿色”的内在动力。当工厂通过分布式光伏实现能源自给，园区通过产业共生实现废弃物资源化，社区通过建筑节能降低用能成本，减排就不再是额外成本，而是提升竞争力的内在需求。
（3）系统性：将单点突破转化为集成效应。在单元体内实现可再生能源与柔性负荷匹配、生产过程与余热回收耦合、废弃物排放与资源化利用衔接、减排行动与碳资产开发联动，释放协同效应，实现整体最优而非局部最优。
（4）可扩展性：将局部突破扩散为全局变革。单元体作为“未来文明细胞”，具备模块化复制和网络化互联潜力。成功的零碳工厂模式可复制到同行业其他工厂，成熟的零碳园区经验可推广到其他园区，众多单元体通过网络化互联，逐步重塑经济社会碳格局。
（二）“零碳单元体”的类型谱系与培育路径
1.类型谱系：多元载体的功能分化
（1）零碳园区：区域系统性转型的“战略支点”。以特定地理空间为边界，集成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生态系统，在园区层面实现碳排放系统性优化。核心功能包括能源自洽——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微电网系统；产业共生——推动企业间物质循环和能量梯级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化——实现公共设施低碳运行；碳管理平台化——建立园区级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依托风光资源，构建“风光氢储”一体化能源系统，形成“绿色能源+绿色产业”耦合发展新模式。
（2）零碳工厂：制造业脱碳的“细胞级革命”。以单个生产实体为边界，通过技术集成、能源替代、流程优化和管理创新，实现生产过程近零排放。核心路径包括能源侧——采用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和智能微电网；生产侧——通过电气化改造、能效提升来降低过程排放；碳管理侧——建立碳核算体系，开发碳资产价值。宁德时代宜宾工厂已实现碳中和，成为全球首家零碳电池工厂。
（3）零碳社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民主实验室”。以居住空间为边界，通过绿色建筑、分布式能源、智慧管理和低碳生活倡导，实现社区层面近零排放。核心要素包括建筑节能、能源自给、绿色出行、智慧管理。上海浦东某社区通过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垃圾分类、社区碳积分等措施，居民人均碳排放下降30%以上。
（4）零碳港口：交通枢纽绿色转型的“关键节点”。以港口空间为边界，通过岸电替代、设备电动化、智慧调度和绿色物流，实现港口作业近零排放。天津港已建成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全部采用风能、太阳能供电，实现运营过程零碳排放。
（5）零碳乡村：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特色路径”。以行政村为边界，通过生物质能源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保护和低碳生活倡导，实现乡村层面近零排放。浙江安吉余村通过生态保护、民宿低碳改造、竹林碳汇开发，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
2.培育路径：从“点状突破”到“网络化互联”
（1）试点示范，形成标杆。在各类单元体中选择代表性样本，通过政策支持、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打造零碳单元体标杆案例。政府发挥“孵化器”作用，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社会发挥“参与监督”作用。“十四五”期间，中国已开展近百个低碳园区、近千个低碳社区试点。
（2）标准引领，复制推广。在标杆案例基础上，提炼形成零碳单元体的定义标准、核算方法、技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将个案创新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标准化方案。目前，中国已发布《零碳工厂评价规范》《零碳园区评价指南》等团体标准。
（3）网络互联，系统重塑。在标准化基础上，推动单元体之间的能源互济、信息互通、价值共享，形成单元体网络，逐步重塑经济社会碳格局。智能电网支持余缺调剂和需求响应，碳市场承认单元体减排贡献，数字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协同优化。
（三）载体赋能的核心机制：从“外部约束”到“内生涌现”
1.利益内化：使减排成为“划算的生意”
通过机制设计，使减排行动产生可量化的经济收益，将“要我减”转化为“我要减”。在零碳工厂，通过分布式光伏和储能系统，企业可降低外购电力成本，参与需求响应获取收益，通过碳资产管理开辟新收入来源。宁德时代宜宾工厂每年节约电费超千万元，同时通过出售碳配额获得额外收益。在零碳园区，通过产业共生网络，废弃物成为原材料，余热成为能源来源，减排与增效实现内在统一。苏州工业园区通过循环经济产业链，每年减少废弃物排放数十万吨，创造经济效益超十亿元。
2.规则内生：使治理成为“自己的事”
鼓励单元体在遵循国家战略方向前提下，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宜的治理规则，使规则制定成为“自己的事”。在零碳社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确定低碳行为准则；在零碳园区，管理委员会与企业共同制定碳管理章程。当治理规则不再是外部强加，而是成员共同认可的“公约数”时，治理就具备了内生的合法性基础。上海临港新片区通过“碳积分”制度，将企业减排行为与政策优惠挂钩，形成了企业主动减排的良性循环。
3.能力内置：使转型成为“能做的事”
将转型所需的能力内置到单元体之中，使主体具备“能做事”的条件。在零碳工厂，通过建设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和碳核算体系，工厂不仅获得绿色电力，更掌握了相关技术运维能力和碳资产管理能力。在零碳乡村，通过推广户用光伏、沼气工程，培育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本土人才。当转型所需能力成为单元体的内在禀赋时，转型就不再是外部援助的“输血工程”，而是自我发展的“造血机制”。
（四）中国探索“载体赋能”范式的独特优势
1.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单元体培育提供了“全尺度试验场”
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几乎所有类型零碳单元体都能在中国找到适宜的生长土壤。从重化工业零碳园区到劳动密集型零碳工厂，从沿海港口零碳转型到内陆乡村绿色发展，丰富的产业场景为各类单元体培育和验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场。这种多样性使不同技术路线、商业模式、治理机制可以在同一主权框架内比较、竞争和融合，加速创新迭代。
2.强大的政策传导能力为范式扩散提供了“制度加速器”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将局部成功经验推广到更广范围。从“试点示范”到“标准引领”再到“全面推广”，已形成成熟的政策扩散机制。一旦零碳单元体模式被证明有效，可通过国家标准、行业政策、财政激励等手段迅速复制推广，实现从“盆景”到“风景”的跨越。
3.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为单元体创新提供了“需求牵引力”
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对绿色产品和低碳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一个在零碳工厂验证成功的节能技术，可迅速推广到全国数以万计的工厂；一个在零碳社区试点有效的管理模式，可复制到成千上万的居住小区。规模效应有效降低创新单位成本，加速技术成熟和扩散，使创新者能够快速回收研发投入并获取规模收益。
4.生态文明战略为范式探索提供了“价值引领力”
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其作为“双碳”工作的顶层指导思想。这种“由文明愿景牵引转型”的发展逻辑，为零碳单元体培育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持久的政治支持。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零碳单元体就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或政策工具，而是承载着文明转型使命的价值载体，能够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新范式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从“目标管理”到“载体赋能”的范式转换，绝非简单的治理技术调整，而是深刻的治理哲学变革。它标志着气候治理从“管控逻辑”向“赋能逻辑”的根本转向——从告诉人们“必须做什么”，转向帮助人们“能够做什么”；从依赖外部强制推动减排，转向激活内生动力实现转型。
这一范式转换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联合国框架下过度依赖国家承诺的“目标管理”范式，也不同于西方主流过度依赖碳定价的“市场中心”范式，“载体赋能”范式将治理的重心下移到社会经济肌体中更具操作性的实体单元，通过培育和激活各类“零碳单元体”，实现减排动力从“外部约束”向“内生涌现”的根本性转换。
这一范式转换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为破解全球气候治理的“承诺-行动鸿沟”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当每一个园区成为能源自洽的“微电网节点”，每一家工厂成为碳资产开发的“价值源泉”，每一个社区成为产消者协作的“民主实验室”，宏观的“双碳”目标便不再是悬置的政治承诺，而成为内嵌于社会经济细胞日常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自下而上”的单元体路径，有望在发展与脱碳之间找到兼顾的微观支点，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真正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在日益刚性化的地球生态边界约束下，中国正走出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窠臼，证明经济增长、深度减排、社会公平与国家安全可以协同推进、相互增强。“载体赋能”范式对“目标管理”的根本性超越，在于治理哲学从“管控”转向“赋能”，实践形态从“悬置的目标”转向“嵌入的细胞”，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发展内嵌于脱碳”的新路径。展望2026—2035年，这一范式将迎来深化、扩散与全球引领的关键十年。
从载体演进看，零碳单元体将向智能化、网络化、泛在化方向发展。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单元深度融合，单元体将具备更强的感知、优化和协同能力，互联互通将形成覆盖全社会的“零碳神经网络”，为系统性转型提供基础设施支撑。从产业升级看，绿色产业将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升级，并与金融深度融合。对绿色技术、系统集成、碳资产管理、绿色金融的需求将持续增长，碳市场将从“履约工具”升级为绿色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从全球引领看，中国将从输出“解决方案”迈向共建“发展范式”。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平台，将零碳单元体的理念、方法与各国分享，帮助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绿色转型路径。这种范式输出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尊重本土创新的“启发式赋能”。这将是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乃至人类文明转型的最大贡献。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多能利用互补技术碳中和示范区研究”项目支持（批准号：STWM-ZS-2021-003）
文｜黄岱 广州商学院，高级经济师
编辑丨胡文娟 wenjuan.hu@wtoguide.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4月刊
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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