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叶青 小鹏集团副总裁、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2026年4月，小鹏汽车正式更名为“小鹏集团”。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名称调整，而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小鹏正致力于撕掉单一的“车企”标签，面向聚焦“海陆空多场景物理AI”的全球化科技生态集团转型。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也在悄然清晰。从2020年发布首份ESG（环境、社会和管治）报告，到2025年连续三年获得全球最大指数公司明晟MSCI的ESG最高评级AAA，小鹏的ESG或可持续发展工作也已走过六年。这两条轨迹——技术升维与ESG进化，正在一个关键点上交汇。
一家仍在盈利压力下前行的新势力车企是如何看待并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本刊记者近期专访了小鹏集团副总裁、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郑叶青，请他讲述了小鹏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平衡与价值判断。
“ESG到底是成本中心、风险控制中心，还是价值创造中心？”面对这一经典问题，郑叶青没有急于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从小鹏集团ESG工作组的组织架构变迁讲起。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视角：判断企业如何看待ESG，就看它的工作组设在哪个组织之下。
2022年之前，与许多企业一样，小鹏将ESG相关工作设在投资者关系部门，由与资本市场联系更紧密的人员负责。“最初，ESG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对内发挥影响力，而是对外向资本市场讲故事。”郑叶青坦言，彼时ESG更倾向于信息披露，目的是吸引负责任的投资者。转折发生在小鹏启动大规模出海战略之后。“进入强监管的欧美市场，ESG的各种系统性管理就更多落在了合规视角上。”于是，ESG工作组便从投资者关系部门转移到了法务中心。郑叶青表示，“这也不可避免地把ESG的工作重心更大比例放在了合规领域”。
但小鹏的ESG定位并未止步于此。郑叶青同时担任董事会秘书，他表示：“我们也更多思考，怎么把ESG从合规和对外披露上升到整体治理层面——内化ESG要求，影响公司战略。”以AI伦理问题为例，郑叶青介绍了ESG在“被动合规”之外的“战略主动”。“ESG工作组当然要把合规导向的工作落地落实，但也有很多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却需要关注的前瞻性议题，比如AI伦理。这正是ESG工作组该做的事。”在ESG工作组之上，小鹏还设置了ESG委员会。
目前，小鹏已建立了由董事会领导的三级可持续发展管治架构：董事会－ESG委员会－ESG执行工作组。郑叶青介绍说：“ESG工作组类似秘书处，负责推动具体事项。涉及多部门的重大议题，比如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则需上升至由总裁牵头的ESG委员会，由委员会来促进跨部门协同推进，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
回到小鹏对ESG的定位问题上，郑叶青简洁地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治理问题，与公司战略深度绑定；其次是合规问题，必须遵守强监管要求；最后是信息披露，其中既要满足最低披露要求，也要主动向各个利益相关方宣传、展示企业正向的做法。”
访谈中，郑叶青一再表示，组织架构的设置，既反映ESG工作在公司的定位，反过来也影响其落地的实际路径。从投资者关系到法务中心，再到董事会秘书处，小鹏ESG的定位完成了从“对外讲故事”到“被动合规”，再到“全局治理与战略内嵌”的演进。这一变化的直接推手是出海带来的合规压力，而其深层折射的则是小鹏对ESG认知的不断转变：它不再只是一份对外宣传的报告，而是一套企业文化或价值观的表达。
郑叶青介绍称，小鹏的定位是一家专注未来出行的科技公司。一家科技企业能否被全球消费者喜爱，至关重要。如何赢得这种喜爱？他认为，要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更高要求。“放眼国内外优秀的科技企业，都不能只谈论产品，而必须有一套可以升华、提炼的价值观。如果仅仅在产品层面竞争，有大量能造出更便宜车的企业存在。最终消费者选择一家公司，深层次上一定是对其价值观有所认同。如果负面缠身，不能展现良好的社会公民形象，产品销售尤其是在海外市场销售，一定会受影响。”
他进一步指出，企业要长远发展，需要与公众、消费者在价值观上产生共鸣。“有一些普适的价值观，比如可持续发展，是被所有人认可的。我们必须把它体现在从产品设计、使用到品牌形象的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引发共鸣。”
具体到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地，郑叶青分享了几个关键方向，其中不少源于创始人何小鹏的个人推动。首先是“科技平权”，即让更多人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享受到最先进的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和车辆安全等技术。郑叶青坦言，这一点并非小鹏独有，但公司将其作为核心价值之一。
其次是对残障人士出行与融入的关注。在这一议题上，何小鹏表现出极强的驱动力。“他投入的这些项目，从成本和收益上看，并没有带来明显的财务回报。”郑叶青说，“但他不断强调，要在园区和产品中增设更多如何帮助残障人士的设施。”
当被问及ESG工作组如何说服其他部门在成本压力下推动长期项目时，郑叶青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我们并不是说服方，我们是被说服方。”他再次提到了创始人何小鹏——这一次，是关于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
“何小鹏先生非常执着地希望我们能做电池回收项目，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告诉他做不了。”从2021年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想法，到2026年在园区初步完成测试并投入试运行（将车端退役电芯应用于充电设施领域），整整五年。
团队尝试过把退役电池送到贫困山区做太阳能灯，“不可行，运过去的成本比本身价值还高”；又尝试过各种其他方案，屡屡碰壁。但创始人始终在推动。“这很可能并不是公司内部各个部门花了很长时间做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结论，而是来自创始人的执着与判断。”郑叶青透露，小鹏正在海外推动退役电池的回收利用，尝试将其改造成超充站或超储充一体站。“哪怕投入产出比在短期并不正面，他也一定要做。”
不过，这并非“情怀对抗理性”的简单叙事。他进一步拆解了电池回收的经济账：在国内，废弃电池回收产业发达，第三方回收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拆解链条，车企要回收电池反而需要与它们“抢废电池”，回收就从一个可以省钱的项目，变成了需要承担成本的事。而在欧洲，法规明确要求车企承担电池回收责任，且当地缺乏类似的第三方回收网络，这时用科技手段做梯次利用——将退役电池改造成超充站或储能站，既有社会价值，也具备了经济可行性。“这笔账就更算得过来。”
相比之下，供应链碳管理则找到了另一种平衡路径。郑叶青认为，链主企业首先需要自身建立意识和体系。“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做，是没法影响上游供应链的。”他介绍，最初小鹏内部花了近一年时间凝聚共识：碳管理必须做，且要覆盖供应链上下游。
令人欣喜的是，供应链企业反馈非常积极。“它们也需要出口，面临同样的来自欧美市场的监管压力。它们的规模不大，没有能力自建碳管理体系，所以非常乐于得到我们的支持——借用小鹏的碳管理经验、软件，甚至免费培训。这是一个搭便车的机会。” 郑叶青表示，通过赋能供应链，供应商获得了能力提升，可服务于向欧系车企的出口；小鹏则获得了更高质量的数据。“我们找到了互利的契合点，推进的顺利程度超出了预期。”
但郑叶青也坦言，不是所有事情都那么顺利。“一家还在大额亏损阶段的企业，大家看到ESG项目，第一反应就是：你这是真的要花钱了。比如制定一个减碳目标，可能意味着要买更贵的钢、铝，采购绿电。消费者还不一定真的看重这些。每一分额外成本都会变成利润空间里的扣减项。”
对此，小鹏的应对策略是——先从“低垂的果子”摘起。郑叶青举例说，通过设计和科技手段降低风阻、提高电驱效率、减少电耗，这些举措既降低了整车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也降低了电池成本、增加了续航里程，对消费者是可见的吸引力。“一辆车用60度电池跑700公里，相比用70度电池跑700公里，电池的采购成本可以降低约七千块（按当前采购价估算）。消费者未必在意电池包的具体度数，但他们关心车能跑多远、冬天续航打不打折。”郑叶青总结内部推动ESG的策略说：先从能凝聚共识的例子（既降碳，又降本，还不牺牲用户体验）开始，而不要一开始就导向“要花钱”，那样事情就很难往下走。
当AI越来越深入产品与运营，新的伦理难题也日益受到关注。2025年的ESG报告中，小鹏单独设立了“AI治理专题”，从模型研发、数据合规到伦理倡导，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访谈中，郑叶青叶也分享了小鹏在AI治理与安全伦理方面的“价值选择”。
据郑叶青介绍，在隐私保护层面，小鹏坚持的原则是“尽可能让数据不出车”，即车外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车内语音交互的录音，都在车端本地处理。即使需要回传车内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也必须先获得用户明确授权，并在车上完成脱敏——人脸、车牌等信息在离开车辆前已被处理。
在自动驾驶安全领域，他用两个概念介绍了小鹏如何应对技术挑战：功能安全（系统故障时如何保障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系统从未见过的场景下如何应对）。前者靠“冗余”解决——就像飞机有两个发动机；后者则需要大量仿真模拟，让大模型通过“涌现”能力尝试给出最优解。郑叶青表示，自动驾驶安全问题涉及体系、组织、流程等宏观层面，技术层面要解决的就是功能安全与预期功能安全两大风险。
此外，他表示，软件定义汽车的优势在于持续迭代——传统车辆出问题只能进店维修，而小鹏通过OTA在线更新，可以在后续版本中不断修复、演进，形成安全闭环。
郑叶青表示，技术的价值选择和初心始终是安全。他举了一个现实中应用广泛的实例——AEB（自动紧急刹车）。该功能本质上是主动安全中的紧急刹停：当检测到前方有行人或障碍物时，车辆自动刹停，防止碰撞。但郑叶青指出：“很多人以为AEB越敏感越好，但从数据来看，AEB触发后导致后车追尾的事故非常多。”因此，小鹏的选择是不追求戏剧性的极端刹停效果，而是追求安全、平稳、减少风险，并避免潜在事故发生。
最后，当被问及可持续发展在小鹏未来战略中的角色，郑叶青最后用何小鹏在ESG报告中的一句话作答：“用科技和可持续作为我们行稳致远的航向标。”他解释，一家企业要想走得远、走得长，一方面需要持续投入研发，探索人类科技的前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一个可持续的航向标——这来自ESG中的核心价值，它们能指导企业形成稳定的价值观，朝着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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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从“答题卡”到“价值观底座”
翻阅小鹏连续六年的ESG报告，再对照采访中郑叶青的讲述，一个直观感受是：报告里那些看似平实的表述，背后是五六年的演进之路。
2020年首份报告，像是一份标准的“答题卡”——参照港交所指引逐条回应，数据有限。彼时，ESG更像是上市公司必须完成的作业。到2025年，AI治理独立成章，创始人CEO致信成为固定板块，三级治理架构清晰可见。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ESG逐渐从单个部门的职能嵌入公司决策流程。
在小鹏，早期ESG更像“成本”——投入资源做披露，满足资本市场预期；后来随着出海合规压力上升，碳关税、电池法使其变成“风险”管理工具；而近两年，ESG开始具备“价值”属性——并非账面上的营收，而是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规则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小鹏做ESG相当务实：不空谈口号，从“低垂的果子”入手，兼顾减碳与降本；在AI治理等前沿领域，法规尚未明确时即建立了数据脱敏、功能安全冗余机制，2025年报告专章披露，体现出新势力车企中少有的前瞻布局。
这一变化的背后，创始人的持续推动不可忽视。采访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郑叶青的一句话：“我们不是说服方，我们是被说服方。”电池回收项目从2021年立项到2026年历时五年的探索，内部团队多次认为不可行，但何小鹏始终在执着推动。他在CEO致信中亲自阐述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将科技平权、残障关怀等议题纳入公司议程。这种自上而下的坚持，使ESG在财务压力较大的新势力企业中不仅没有收缩，反而一步步嵌入治理架构。
小鹏很少高调宣传自己的ESG成果。在价格战白热化的当下，资源重心仍在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上。但六年报告和这次采访让人感觉到，可持续发展的种子或许早已埋下——从电池回收的五年坚持，到供应链碳管理的互利模式，再到创始人对科技平权与残障关怀的个人投入。这些行动并不张扬，却在悄然构建一家企业的价值观底座。
新势力的下半场淘汰赛，比的不仅是续航和算力。当产品趋于同质化，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的追问会越来越深。那些在ESG上提前布局的企业，将拥有一种无法被价格战轻易复制的力量。小鹏的六年ESG工作历程，让人看到了这种力量的雏形。它的真正能量，值得持续留意与期待。
（本文表述中ESG等同于可持续发展，均指企业为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效益协同而开展的管理与实践工作。王影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胡文娟 wenjuan.hu@wtoguide.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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