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UNDP- GEF迁飞保护网络项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等单位在京合办“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年度国际研讨会，主题为”国家报告与进程展望”。会议邀请来自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公益组织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昆蒙框架执行进展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协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进行分享与交流。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将于今年10月19日至30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COP17将首次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集体执行进度进行全球审查。各缔约方提交的第七次国家报告将作为评估“昆蒙框架”实施进展的重要依据。

  作为“昆蒙框架”的共同发起方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与修复、监测与成效评估、能力建设与技术实践、资源调动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这些成果已体现在我国今年年初提交的国家报告中。

  开幕致辞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邸伟杰强调，生物多样性履约是复杂的多学科议题，从目标分解到实践落地，都需要建立在可靠的技术支撑基础之上。全球审查的意义不在排名打分，而在凝聚合力。“昆蒙框架”目标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的多个层面，关乎全球生态安全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发挥不同主体的特色优势，形成多元参与、协同增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大合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履约能力的提升。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履约过程中都应根据自身国情和现实需求，学习先进经验，补强能力短板。只有各国自身履约能力持续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整体水平才能不断进步。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表示，国家报告既是跟踪和评估“昆蒙框架”落实进展的重要工具，也是展示各国在政策制定、保护行动、监测评估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如何将全球目标真正转化为地方层面的政策和项目，并产生治理成效，仍需各方持续探索。正因如此，加强国际合作、深化经验交流、推动国家报告和全球审查机制发挥作用，对于下一阶段落实“昆蒙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各方对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是有共识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地把这种共识转化成跨部门的协同行动，转化成稳定的资金保障和可复制推广的行业与地方实践。建议加强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复制推广，对于已有成效的最佳实践，比如光伏与生态修复的协同、森林多目标经营等，不但要让大家看得见，还要转化为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实践。



  专题一：昆蒙框架执行进展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来自《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专家介绍了“昆蒙框架”的全球执行进展。来自生态环境部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代表介绍了中国、亚美尼亚、哥伦比亚、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第七次国家报告内容及保护经验。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今年6月发布了“昆蒙框架”集体执行进度全球报告（征求意见稿）（简称“全球报告”），根据各缔约方提交的国家报告，对各方在实现“昆蒙框架”全球目标方面的集体承诺和总体进展作了评估。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Jillian Campbell）介绍，《全球报告》不对各缔约方或地区进行排名或比较，而是识别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差距与挑战。报告认为，“昆蒙框架”通过以来，全球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显著提升，在23项目标领域均开展了创新探索与合作。目前已有162个缔约方制定了与框架相衔接的国家目标，占缔约方总数的82%，占比显著高于爱知目标时期的50%。各缔约方制定的国家目标覆盖了23项全球目标中的22项。然而，报告也表明，全球距离实现2030年目标仍存在明显差距。在缔约方开展的自我评估中，认为实施进展能够支撑实现全球目标的缔约方比例不足一半。2025年提出的每年动员200亿美元用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也可能无法如期实现。

  圆桌讨论（一）：第七次国家报告

  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国际科学教育中心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研究系主任阿拉·亚历克萨尼扬（Alla Aleksanyan）介绍，亚美尼亚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即NBSAP）与“昆蒙框架”相衔接，包括因地制宜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结构化的行动计划，以及对系统性障碍和需求更加清晰的认识。亚美尼亚现在的关键挑战是加快速度：加快实施、融资、监测体系建设、和跨机构协调等进程，以及加快在所有发展和治理部门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我们的努力目标是，10月份大家来亚美尼亚埃里温参加COP17时，亚美尼亚展现的将不只是政治承诺，还有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质进展。

  哥伦比亚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合作与国际事务高级协调员戴安娜·普利多（Diana Pulido）介绍，哥伦比亚作为上届COP主席国，在扩大保护范围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约17%的陆地区域和32%的海洋区域已得到保护。在此基础上，哥伦比亚正在推动保护工作的重点从“保护了多少面积”转向“保护是否真正有效”。在国家保护地体系中，哥伦比亚运用管理有效性指标，从多个维度评估保护成效。这一评估不再局限于生态指标，而是综合考虑治理、规划、监测评估、保护成效以及可持续利用等方面，以更加全面地衡量保护地的实际管理效果。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生物多样性公约处副处长王也介绍了我国国家报告的编制经验。第一点，报告本土化。我们设立了27个国家目标，与“昆蒙框架”的23个行动目标对应，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昆蒙框架”行动目标本土化之后，更便于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获取相关数据，并结合现有的工作和政策来评估进展。第二点， 除了生态环境部以外，还有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财政部、海关总署等17个部委直接参加了国家报告的编制。这些参与编制部门的工作是跟整体的“昆蒙框架”实施工作相关的。只有所有部门合作形成合力，才能够最终落实2030的目标。王也强调，与其通过专门资金或专门行动做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如把它主流化到各行各业当中，在进行相关决策的时候把生物多样性考虑在内，这是最有成效的一种做法。



  圆桌讨论（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进展和挑战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刘新卫介绍，我国非常重视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底线管控是我国值得推广的空间规划的实践经验之一，比如“三区三线”的划定，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明确哪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价等工作，将保护关口前置，事先明确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此外，还要统筹好不同区域、城市和乡村、以及陆地和海洋的关系。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只是在生态保护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内进行，而是在全部国土空间内进行。刘新卫强调，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是值得大力推广的经验。不仅在规划编制阶段，还要在规划实施、监测评价以及优化调整的全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管理。此外，刚性和弹性要结合。对核心生境等底线类区域实行刚性管控的同时对缓冲区域实行弹性管控，兼顾发展的需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徐靖介绍，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以近期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为例，法典对生物多样性做出了具体的制度性安排，设置了物种保护专章，对物种进行分级分类保护。以前，企业在开展工作时没有考虑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但现在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内化大大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也逐渐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重视。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已发布三批生态质量的监测站，加强对鸟类、两栖类等生物多样性指标的监测。另外，生物多样性的指标正逐步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体系。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还专门拨款开展常态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介绍，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在我国迅速发展，已从理念倡议逐步进入标准建设和产品创新阶段。人民银行去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包括87项相关经济活动，为金融机构识别支持对象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目录试行工作的推进，生态权益抵质押贷款、绩效挂钩贷款、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等创新工具不断涌现。白韫雯强调，下一步需重点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从“项目贴标”走向“实质性贡献”，建立项目基线、生态绩效评估指标，并对重点项目做监测和信息披露，判断投融资是否真正带来生物多样性增益；二是打通自然变化向企业经营和金融风险传导的链条，提升自然相关风险的识别、计量和定价能力；三是针对生态项目公益属性强、财务回报弱等特点，完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机制，促进生物多样性金融从局部探索走向商业可持续和规模化应用。



  专题二：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贵瑞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在此进程中，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协同推进。同时，要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能因为追求物质的富裕而牺牲了环境。于贵瑞呼吁，为构建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应高度重视脆弱生态区的保护、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与质量的双重提升。他强调，必须将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布局，加快培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态经济体系。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海伦·马什（Helene Marsh）介绍，在行动目标3（即“30×30”目标）方面，澳大利亚已将52%的专属经济区纳入海洋公园管理，并力争到2030年实现对30%海域的高度保护。目前，扩大保护面积主要依靠提升现有海洋公园内部的保护等级。虽然这一做法有助于实现面积目标，但生态系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并面临连通性不足的挑战。在行动目标2（即恢复30%退化生态系统）方面，澳大利亚的进展明显滞后，优先恢复区域有待识别，且缺乏统一基线和协调机制来评估恢复成效。马什强调，基于大堡礁海洋公园多年的实践经验，海洋保护地规划应采用与保护目标和管理尺度相匹配的空间尺度。完整的生态制图并非开展行动的前提，专家知识同样能为规划提供有效支撑。同时，应建立透明、清晰的规划原则，推动联邦与州之间的协同管理。并在规划设计和后续管理全过程中鼓励公众参与，以提升保护措施的科学性和长期成效。

  圆桌讨论（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支持目标实现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天明介绍，国家公园已成为落实“昆蒙框架”在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一个重要的举措。过去十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虎豹种群数量翻倍增长，国家公园的建设对这两个濒危物种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系统性的生境保护规划外，执法的加强、食物链的恢复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提升，也是决定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从2007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始，特别是2021年国家公园正式批复建设后，林下放牧和盗猎等人类干扰得到有效管控，显著提升了有蹄类猎物种群恢复的速度，促进了虎和豹，尤其是幼崽的存活率。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朝晖介绍，全球海洋保护区中只有约11%的保护区在前期设计时考虑了生态廊道的因素。在我国300多个海洋保护区中，前期基本都是抢救性保护，在设计和建设中没有考虑生态廊道的因素。生态廊道对于提升海洋保护的成效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单个保护区是在确定的一片海域进行保护，无法覆盖海洋生物全生命周期，无法提供连续全面的系统性保护。纳入廊道后，可以把包括繁殖地、索饵地、育幼地、越冬地全面串联起来，对提升保护成效的作用有显著提升。因此，提升海洋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未来应把生态廊道的因素充分考虑进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伟介绍，我国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空间的面积已基本稳定在18%。为实现“30X30”目标，就需要结合OECMs的方式，可以基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城镇、农业三大空间来进行分类实施。其中生态空间可进一步区分为三个区域：最核心的是18%的自然保护地，剩下是自然保护地之外、生态保护红线之内的区域，这个区域可以作为发展OECMs第一层级的重要区域。第二层级是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生态空间，包括没有划入红线的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重要湿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第三层级可以考虑城镇、农业空间中的城市绿地和生态农田等。为推动OECMs的工作，可以尝试在国家层面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并开展OECMs以点带面的探索。此外，应逐步明确我国OECMs的识别、认定和审查的程序、考核指标和多利益相关方治理的机制，从而建立长效的模式。

  专题三：协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实现“昆蒙框架”制定的目标，需要发挥“里约三公约”的协同作用。“里约三公约”‌指的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三项核心国际环境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些公约被视为全球环境治理合作框架的基石，确立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强调，在全面绿色转型的需求下，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利用方式及空间规划都应作出相应调整，还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气候适应、碳汇，乃至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更好地协同起来。此外，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必须转变治理模式，构建有效的沟通平台。目前这两个领域的目标不一样，方法取向也有差异。如何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设立协同目标、统筹的数据体系，以及统一整体的风险评估方法，并因地制宜探索解决方案，是非常关键的。自然保护和提高生态产品价值需要政策赋能、金融赋能、科技赋能、文化赋能、生态赋能、数智赋能和治理赋能。只有通过多元赋能，而不仅依靠生态补偿，才能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构建可持续的供应链体系，发展新的自然受益型经济。

  俄罗斯《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科学、社会与可持续发展司原司长亚历山大·舍斯塔科夫（Alexander Shestakov）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重全球挑战叠加的时代”，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机相互强化。不同环境公约之间的协同不能停留在纸面，真正的改变取决于各国能否在政府内部实现协同，并推动国家自主贡献、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协同实施。要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不仅要应对土地利用变化、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等直接驱动因素，还必须改变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相互割裂的治理体系。资源调动和资金保障是这些公约面临的关键问题，但各公约往往在争取同一笔有限资金。如果优先支持能够促进三项公约协同实施的项目，就可以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协同治理成效。



  圆桌讨论（四）：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应对机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自然行动工作组全球协调员玛丽埃塔·萨卡利安（Marieta Sakalian）介绍，气候、生物多样性、水、食物和土地资源之间存在深度相互依存关系，孤立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需要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在实践中，包括采用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农业生态学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能够同时促进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地修复，并可为生计改善和粮食安全带来收益。当前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是否应当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行动，而是如何更迅速、更有效地扩大综合性解决方案的实施规模。未来的挑战已不再主要是提供更多证据，而是推动机构转型、调动更多资金并加强实施能力，以规模化方式协同实现生物多样性、气候和土地治理目标。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杨军介绍，在城市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协同，最大的困难不是这两者之间的协同，而是如何与城市其他必要功能实现协同发展，包括创造工作机会、经济发展、提供教育或医疗等。这意味着我们做城市规划和设计时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是紧迫感，大家通常认为这两者的协同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可以忽略或往后放一放。但如果能够清晰说明，在规划或日常工作中忽略这两者的协同，将来、甚至现在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会有助于增加紧迫感。第二个抓手是融合，就是把这两者协同的政策嵌入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功能里面。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自然受益研究中心主任朱春全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并非彼此孤立的问题，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系统性挑战。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野火、干旱和洪水等极端事件会直接或间接破坏生态系统；反过来，如果缺少生态系统恢复和自然碳汇，也不可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预计可贡献约1/3的减排量，而气候适应同样离不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与恢复。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多规合一”以及《生态环境法典》等，已经体现出系统整合的政策方向，但金融和企业实践仍存在明显差距。未来需要通过法律、资金、政策和技术支持，推动金融机构寻找系统性解决方案，并促使企业把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企业战略与日常运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绿色金融项目主任冷斐表示，如果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是资源的再分配，就像切蛋糕，这个蛋糕是应该切给生物多样性还是应该切给气候变化。但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就是要同时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和气候变化目标，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视角来看，如果用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同时支持气候变化、减排相关领域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相关产品，就是协同的体现，也是我们所期待的。UNDP BIOFIN开展的生物多样性金融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生物多样性金融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具体落地层面，未来我们期待在授信之前，以及贷前、贷中、贷后个环节，都把生物多样性纳入考量之中。

  附：“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项目简介

  为提升对“昆蒙框架”内容与目标的理解，支持和推动“昆蒙框架”在中国的有效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于2023年6月联合发起“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 项目，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系列研究和研讨，内容涵盖了林草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碳汇提升、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海洋保护地管理、可持续渔业管理等关键议题。
 
  关键词：“昆蒙框架”执行进度全球审查  |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  里约三公约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