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而敏感,当地牧民能够轻易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虫草减产让家庭收入锐减,人熊冲突正在不断升级,草场退化加剧牲畜过冬的难题……自救的努力在持续,但资源匮乏、政策缺位却让困境难以摆脱。气候变化的切实影响,在青藏高原被加倍放大。
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生态环境脆弱,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吴芳营曾在论文中介绍,1979—2020年,高原变暖的速度约为同期全球变暖的2倍。吴芳营分析,气温升高会导致雪融提前和雨雪比发生改变,不仅加剧气候变暖的正反馈效应,还会通过改变冰雪融水供给和降水,对灌溉业和畜牧业等造成直接影响。
高山土壤环境脆弱
这一关乎高原生态系统的宏观预警,在玉树州囊谦县东坝乡牧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化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几乎所有牧民都注意到,2024年冬季降雪稀少,到2025年春天才迟迟下了场雪。对于囊谦县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以下简称阿宝协会)会长公哈尕改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2025年的虫草产量将会减少,而他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大家子的全年开支,很大程度上都指望着这笔收入。
虫草季于每年5月末拉开序幕。挖虫草时,人要像牛吃草一样,把身体贴近地面,眼睛紧贴草丛,仔细翻找被枯草、苔藓掩盖的虫草黑褐色“针尖”。2025年,公哈尕改挖虫草的头两天只找到1根。而就在去年,第一天他就挖了20根。这种落差并非个例,一位“90后”记得儿时一天能挖70~100根,现在一天最多只能挖40 根。他的父亲补充道,7年前挖虫草的收入有5万~6 万元,现在只有1万~2万元。
野生冬虫夏草生长于海拔3000~5000米的高山草甸,核心产区包括青海玉树、果洛和西藏那曲、昌都等地。冬季降雪有利于虫草生长,次年5月为采收季,一根品相好的虫草能卖到50元。20世纪末虫草市场繁荣,挖虫草逐渐代替放牧,成为许多牧民家庭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据报道,2012年,青海主产区产量同比下降30%~ 40%,此后10年虫草持续减少,背后既有生态退化、气候异常等自然因素,也和人为过度采挖、管理无序等有关。为避免过度采挖和对草场的破坏,政府严格规定虫草采挖时间,一般为每年5月末。但即便如此,减产趋势依旧无法逆转。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研究者预测称,单受气候因素影响,至2050年冬虫夏草菌的分布范围净变化将减少17.7%~18.5%的面积。
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五六月虫草采挖期恰逢高原对流性天气频发,尤其近年来雷电风险骤增。据青海省气象局统计,2000—2023年,青海南部地区虫草季共发生雷电灾害84起,仅2022年就发生22起。公哈尕改会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摘下身上一切金属物品,遇到阴雨天时立刻下山。
在气候暖化背景下,人熊冲突也变得更加突出。棕熊的栖息地多在山地、峡谷和高山丘陵,每年10月底或11月开始冬眠,次年5月开始频繁活动。随着高原上气候变暖,棕熊更早从冬眠中苏醒,在人类居住区寻觅食物,甚至有人在冬眠期见到棕熊活动。
长久以来,棕熊被牧民视为“山神的使者”,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近年来,棕熊成群出现在玉树州多个县城的垃圾填埋场,以垃圾为食;或造访牧民定居点,破门窗而入。公哈尕改家后院的牛粪堆曾被棕熊刨开,他邻居家用于储存牛肉的肉房屋顶被棕熊掏出个窟窿,露出挂在房梁下的风干牛肉。
甚至出现了棕熊袭人现象。有牧民放牧时遇到棕熊,幸运逃脱了,从那以后上山一定要随身携带一串鞭炮。但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2020年5月14日,玉树州治多县警方通报一名牧民遭棕熊袭击身亡,死者尸体遭大面积啃咬。目前,对于棕熊肇事频发的具体原因尚无定论。
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青海雪境)分析,棕熊进入人类聚居地的现象与食物密切相关,虫草经济兴起后,方便面、饮料等包装食品首次大规模进入高原,牧民随手丢弃的垃圾常被投进旱獭或鼠兔洞,熊在觅食中逐渐熟悉了人类食物的味道。与此同时,草原围栏改变了熊的原有通道,它们在迁徙或觅食时被迫靠近村落,并因习得气味而径直闯入人类居所。更重要的是,从逐水草而居到定居生活的转变,使食物不再随牧人迁移,而是集中储存在房屋内,酥油、清油、糌粑等高能量食物对熊尤其具有吸引力,从而增加了熊入户取食的可能性。
果壳自然作者陈千明分析,高原草场质量变化、长期大规模的高原鼠害防治行动,都导致啮齿类动物数量变化,棕熊野外食物来源减少;牧民的畜种调整、羊群数量的减少,可能导致棕熊更难捕食家畜,需要寻找其他食物来源。还有人提到,过去牧民持有枪支用于狩猎、防范狼群、棕熊等野生动物的袭击,1996年颁布的枪支管理法禁止个人持枪后,棕熊不再惧怕人类。
为应对频发的人熊冲突,自2019年起,在囊谦县政府支持下,青海雪境和阿宝协会联合东坝乡政府,在公哈尕改所在的果永村试点多种防熊措施,如安装防熊门窗、刀片围栏和电围栏。多年实践表明,电围栏最为有效,能在不伤害棕熊的情况下让其产生“恐惧记忆”,不再靠近。首批设备有限,当地通过社区投票优先为受害最严重的20户安装,此后几乎未再遭棕熊侵扰。
公哈尕改在安装电围栏
近几年,全省共报告野生动物致损案件7494起,其中牲畜掠夺占多数。青海省也建立起事后补偿机制:2012年出台的“81号文件”明确政府承担野生动物致损赔偿;2022年又引入市场化保险机制,由财政和牧民共同出资,赔偿上限提高至60万元。然而,不少牧民因语言障碍难以及时申报。
相比人熊冲突的突发与可见,草场退化的问题更隐蔽、更长期,却同样威胁着高原生态与牧民生计。
高山草甸生长季短、植被恢复缓慢,高原草场退化问题长期存在。一项2020年的研究显示,玉树州植被退化面积占总数的50%。而全球变暖又更加剧草场退化。尤其是近年来,高原降水变得更“不规律”——短时集中暴雨,或长时间干旱,不像此前一般相对均匀和可预测。极端降水事件如雷雨、冰雹等极端天气频发,短时间强降水会直接冲刷草皮、加速水土流失,草根被冲断或裸露,草场植被难以恢复。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李文卿等人撰文指出,青海高原高山植被分布在过去60年呈现普遍性的收缩或退化趋势,由于高山植被多为耐寒物种,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较强,因此,气候暖化可能是研究区高山植被分布收缩和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图片来源:李文卿,詹培元,张亚男,等. 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气候变化压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12):2819-2833.
草场退化对牧民生活的影响已经显现,有的牧民合租拖拉机和播种机,在春末种下草料。公哈尕改计划再次贷款,购买一批草料,让牛羊顺利过冬。
牧民在春末播种草料
2003年,青海省启动退牧还草工程,通过以草定畜、封育禁牧等措施减缓草场退化,并向牧民发放补贴。公哈尕改家有400亩草地,家庭成员每人每年领取1000元。同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年监测显示,草地面积净增123.7平方公里,超载率降至46%。2013年二期工程启动,治理范围扩大至39.5万平方公里。
然而,囊谦县位于保护区边缘之外,未能享受核心区同等的生态补偿和项目资源。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推进,玉树州推行生态管护员制度,由自然资源局设立生态管护员,负责生态监测和垃圾清理。因科研力量薄弱,公益机构为他们提供免费培训,教授气候与生态监测知识,计划逐步扩大覆盖面。
囊谦县内的澜沧江
玉树州囊谦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尕桑成林介绍,囊谦县共有7000多名生态管护员,他们的另一项工作是监测“粪斑”。高原牧民以牛粪为燃料,常直接在地面晾晒,导致草皮被覆盖、光合作用受阻,草场秃斑化。长期累积不仅降低产草量,也加剧过牧。
为减少草原“粪斑”和对森林木柴的依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金巴慈善会(以下简称金巴慈善会)自2014 年起在东坝乡推广竹制牛粪晒台,将竹条并排抬高数十厘米以利通风。使用后牛粪半天可晒干,雨天加盖塑料布即可。这项措施的意外收获是:晒台减少了妇女80%的劳作时间,让她们能参与村务与公益机构组织的健康培训。
女性牧民正在使用竹制牛粪晒台
在高原上,环保并非口号,受自然环境和传统观念影响,牧民形成务实的生态伦理,也自发组织行动。公哈尕改所在的阿宝协会便是其中的代表。
阿宝协会成立于2012年。2000年前后,塑料制品和包装食品涌入高原,牧民们以为塑料可以降解,便随手丢弃,直到一些牛羊接连病死,人们在它们的胃里发现无法消化的塑料袋时,才意识到污染的严重性。
公哈尕改至今依然记得第一次参与环保活动的场景,当时他15岁,被分派到十几公里外的代青岭尼姑寺和阿江汤村,在摩托车后系上袋子,捡拾遍布高原的废弃衣物、塑料包装和饮料瓶。几天下来收集的垃圾堆满一辆卡车。
2013年,环保小组热潮席卷东坝乡,每个村都组建起与阿宝协会类似的村民环保团体。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深植于牧民“承认自身与大自然间的亲密关系,并努力维持生态平衡”的自然理念。在环保小组影响下,家家户户已形成了将垃圾暂时储存起来、去县城时带去垃圾处理厂的习惯,在村里开超市的外地人也会顺带将牧民们的垃圾带往县城。
目前,囊谦县超过50个村建立了环保小组,协助政府和生态管护员参与村庄的垃圾治理、生态保护和巡护等工作,逐渐成为牧区生态可持续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垃圾不落地”动员活动
然而,环保小组也面临新的挑战——年轻人离开了牧场。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游牧文化逐渐褪色,卖掉牛羊、搬到县城的人越来越多。环保小组不仅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也无法解决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环保小组大多依靠成员自费投入,缺乏稳定的“自我造血”能力。
近年来,金巴慈善会也在尝试建立更稳健的社区支持体系。围绕“生态可持续社区建设”这一方向,机构开始与多方公益组织合作,参与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恒星伙伴计划”,建立培训、评估与资源衔接机制,帮助牧民环保组织积累经验、壮大力量。
越来越多的牧民离开牧场,但也有一些年轻人选择留下,守护这片脆弱的土地。一名留在牧区从事生态保护的“95后”说,他理想中的牧区,既能保留草原的宁静与辽阔,也能拥有现代医疗和教育的便利。也许未来“牧民”这一身份终将改变,但人与高原这片土地的关系仍在延续。
文丨郭若梅,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项目传播研究顾问
编辑丨邓茗文 dengmingwen@sdg-china.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5年10—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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