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佳旖 郭锐
一本书的两种命运：潘恩被遗忘的“偿债”逻辑
GPT、Llama、DeepSeek 等大模型吞噬了互联网上数万亿文本、图像与代码，少数科技公司借此获利数千亿美元，一个问题正变得无法回避：这些数据，原本属于谁？229年前，托马斯・潘恩在《土地正义论》中回答过类似问题：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私有化之后，占用者欠社会一笔“ 地租”。
打开美国社会保障局官网，能找到这本1797年的小册子。作者正是撰写《常识》、点燃美国独立之火的英国裁缝之子。美国联邦机构指出，潘恩在此提出“ 为老年人与初 入社会的年轻人建立社会保险体系” 的方案， 这是美国史上最早关于现代社会保障的严肃构想之一。
在英语世界，该书的地位非同寻常。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列入“ 十部被忽视的哲学 经典”；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称其为 “世界上首个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现实方案”；社会保障专家南希・奥特曼将其与罗斯福新政社会保障法直接关联；国际组织更将潘恩视为全民基本收入（UBI）运动的理论先驱。
中文世界则截然不同。《土地正义论》几乎无人问津，相关研究寥寥，甚至被评价为“ 浅稚”。据笔者所知，至今鲜有中文学术 论文探讨其经济思想。如今，AI正引发新一轮就业冲击，“给年轻人发钱” 在中国进入公共讨论，这位229年前便提出社会再分配方案的思想者，不应再被视作“ 浅稚”，其思 想价值值得重新审视与深入挖掘。
在AI时代数据收益分配争议再起的当下，回溯潘恩的土地正义思想，能为理解地租返还分配的正当性提供关键理论源头。
1795年，潘恩因反对“ 贫困神意论” 开 始撰写《土地正义论》，提出土地共有与地租返还思想。潘恩将财产分为两类：“自然财产”（natural property）——地球、空气、水，宇宙创造之物；“人造财产”（artificial property）——人类劳动和发明的产物。地球在未开垦状态下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农业文明的出现使私有制成为必需——你无法把土地上的改良成果与土地本身分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可以独占自然本身。他们占有了原本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因此欠社会一笔公共“地租”（ground-rent）。
据此，潘恩提出三层再分配机制：征收10%遗产税以设立国家基金；向21岁公民一次性发放15英镑“ 成年资本金”（约8个月工资）；向50岁以上老人及残障者发放年金。他强调，事前赋能远比事后救济更人道、更有效。
这套方案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正当性叙事。潘恩把这笔钱叫作“权利”（right） 和“赔偿”（indemnification），拒绝使用“慈善”（charity）一词。按照他的逻辑， 每个人生来都拥有一份自然遗产，私有制的出现把这份遗产拿走了，因此社会有义务偿还。这笔钱发给所有人，包括富人——因为它偿还的是一笔普遍的债务，与个人贫富无关。这个框架从根本上绕开了一个古老的道德陷阱：如果把发钱定义为“救济穷人”， 那么接受者就背上了“懒惰”或“无能”的污名，纳税者则充满怨气；如果把发钱定义为“偿还遗产”，那么领取者行使的是天然权利，支付者清偿的是历史欠债。潘恩之所以能做出这个重新定义，根基在于他对自然财产共有性的论证：地球先于任何人的劳动而存在，任何人对它的独占都需要向其余所有人交代。
这个区分在潘恩自己的时代并未产生实际的政策影响。但200多年后，当公共资源独占的逻辑从土地延伸至数据，这套 “偿债” 思想便成为解读数字时代收益分配的重要钥匙。
潘恩揭示的公共资源被独占、需以收益返还补偿全民的逻辑，在数字时代正从土地延伸至数据，呈现出新的历史镜像。
潘恩写作《土地正义论》的1795年， 正处于英国圈地运动的高潮期。公有的牧场、林地、荒地——几百年来维持村社自给自足的公共资源——被议会法案一块接一块地围起来，变成了私人牧羊场和大农场。失去公地的农民沦为流浪者或涌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约翰・洛克在一个世纪前为私有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通过将劳动与自然资源“混合”来获得所有权——但附带了一个关键限制条件，后世称之为“洛克但书” （Lockean Proviso）：私有化只在“给他人留下足够多、同样好的资源”时才正当。到潘恩的时代，圈地运动早已让这个但书沦为空谈。所有的地都圈完了，没有“足够多同样好的”东西留给任何人。潘恩的地租补偿方案，正是对洛克但书失效之后那个根本性问题的制度性回应：当公地已经全部私有化时，被排斥在外的人该怎么办？
两个多世纪之后，这个问题以一种新的形态回来了。
人工智能的训练需要海量数据——文本、图像、代码、对话记录、行为轨迹。这些数据的绝大部分来自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共同创造的公共领域：维基百科的词条、论坛上的讨论、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开源社区的代码、图书馆的藏书。科技公司通过用户协议、网络爬虫、版权灰色地带，将这片公共领域的资源大规模私有化，训练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AI模型，再将模型的服务回售给公众。这在结构上与圈地运动高度同构：公地被围起来，私人从中获利，原来依赖公地的人失去了生计——或者在AI的语境中，失去了工作岗位、创作市场和议价能力。洛克但书再次失效：不存在“足够多同样好的” 数据公地留给未被圈走的人。按照潘恩的逻辑，AI公司欠全社会一笔“数据租金”，正如18世纪的地主欠社会一笔地租。
但仅仅在分配层面理解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够。
本文作者之一郭锐在《波士顿书评》上评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作茧自缚》（Against the Grain）时，将这一分析推向了更深的层次。斯科特的核心洞察是：早期国家的形成与谷物的特性密切相关。谷物同时成熟、可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储存——这使它成为国家征税和控制人口的理想媒介。更关键的是，人类在驯化谷物的同时也被谷物驯化了：被束缚在“耕、种、锄、收、脱粒、研磨”的循环中，身体变矮、营养变差、自由变少。郭锐由此追问：AI会不会成为新的“谷物”？用户在与AI互动、贡献数据、帮助“改进”模型的过程中，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模型增强循环的养料？那些无法提供新颖信息和创造性数据的人，是否会因“数据价值贫瘠” 而被边缘化，如同贫瘠土地上的农民？
这个追问触及了潘恩框架的一个盲点。潘恩关心的是分配公正：你的自然遗产被拿走了，需要补偿。他假设拿到补偿的人可以用这些钱去开一个农场、买一套工具，重新获得经济独立。但在AI的语境下，“工具” 本身就是驯化你的系统。你拿着补偿金，却仍然被困在为AI提供数据的循环中——购买AI服务、生成更多数据、喂养更强大的模型、让自己的技能进一步贬值。补偿给了你钱，却未必给了你自由。
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这个框架中又叠加了额外的复杂性。中国土地公有，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制度得到巨额收入——潘恩所说的“地租”确实在被征收，但这笔钱主要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地租以公共工程的形式部分回馈了社会，却从未以现金红利的形式直接到达公民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AI生态同时受到资本和国家逻辑的塑造。DeepSeek模型的例子表明，技术上的“开源”完全可以与严格的国家内容审查并存。在这个语境下，来自市场和国家的驯化力量，往往还彼此借力。
面对这一复杂现实，中外社会相继提出分配方案，其正当性争议也随之浮出水面。
在数据垄断与公共资源失衡的背景下， 中外不约而同探索普惠分配路径，也让“ 为 何分配、为谁分配” 成为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补偿未必等于自由，这一点已在上文提出。但即便在补偿的范畴之内，如何论证补偿的正当性，仍然决定着一个方案的政治命运。如果说潘恩的《土地正义论》在中文学术界无人深究，那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给年轻人一笔资本、用遗产税或资源税来支付， 却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当代中国公共讨论中复活了。
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翟东升和他的研究团队在B 站和界面新闻上发布了一个引发热议的方案，叫作“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核心是：向所有中国籍的0～35岁公民发放数字货币形式的定期收入。资金来源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扩张为主，辅以遗产税和移民税。翟东升明确将这个方案定位为“中国版UBI”，并与“共同富裕”目标对接，认为它可以同时解决内需不足、生育率下降、青年失业和贫富分化等多重难题。
把翟东升方案与潘恩方案并排放在一起，会发现以下惊人的相似点。
翟东升团队在操作设计上比潘恩更为激进——连续发放取代一次性发放，数字货币降低了腐败风险，动态调整机制应对通胀和生育率变化。但在理论根基上，翟东升方案明显单薄。翟东升为“给年轻人发钱”提供的理由是经济效率型的：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发钱能拉动内需；国债空间充裕，财政可以承受；数字货币可以精准投放。这些都是好的政策论证，却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凭什么发？
“给年轻人发钱”在中国舆论中几乎立刻招来“养懒人”的攻击——知乎上大量讨论围绕“领了钱是不是就可以躺平”展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4年的评估报告也坦率指出，UBI“与中国促进劳动参与的社会福利政策理念不符”。这个判断揭示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对“不劳而获”的深层顾虑。当发钱的理由只是“拉动内需”时，反对者可以轻易反驳：减税、发消费券、补贴企业也能拉动内需，凭什么选择直接发现金？
潘恩在18世纪末就预见到了这个困境， 并且给出了一个至今仍然有力的回答。他的叙事框架的力量在于：这笔钱的性质是偿债，每个公民都天生拥有一份自然遗产的份额，私有化制度把它拿走了，现在该还。在这个框架下，领取者行使的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不会带来污名；支付者清偿的是制度性的历史欠债，没有什么“恩赐”可言。“养懒人”的攻击在这里失去了着力点—— 你不会说一个人去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是“懒惰”。
这个框架在中国语境中有一条清晰的转化路径：土地出让金收益、国有企业利润、碳排放权收益、数据要素收益——它们都源自全民共有的“自然遗产”，政府作为信托管理人，有义务将红利返还给每一个公民。领取的是你应得的份额，用潘恩的话说，这关乎“权利和正义”。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潘恩框架在中国落地的一个结构性难题。潘恩假设了一个有限政府：国家只充当中立的信托管理人，从私人地主那里收租，然后发给公民。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国家、地主、公民各司其职，彼此制衡。但在中国，当收租人、信托管理人和最大受益方合为同一个主体时，谁来确保红利真正流向公民，而非被截留在体制内部？ UBI理论的奠基人范· 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2023年在中国讲学时观察到，中国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制度内涵并无清晰共识。潘恩的框架可以为这个概念填充制度性内涵——但前提是解决信托人与委托人合一的问题。这恐怕是中国讨论UBI时最需要直面、也最少被触碰的制度性难题。
普惠方案能否成立，关键取决于其正当性基础。潘恩把发放理解为公共资源被私有化后的权利返还；翟东升方案更强调扩大内需、促进共同富裕和缓解青年压力。将这一差异放入AI时代，“数据租金”问题便不只是财政刺激问题，而是公共数据、平台收益和模型利润是否应向社会返还的问题。若全民共同创造的数据成为模型训练的基础，那么数据收益分配就需要从“政策优惠”提升为“租金返还”。
在数据成为新公共资源、分配正当性亟待厘清的背景下，重温潘恩的思想遗产，为我们跳出数字驯化循环提供了启示。
潘恩所设想的普惠性收入，其价值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如前所述，AI时代的数据和算力收益来自每个人的数据，当数据资源被少数主体占用并转化为高额收益时，社会有理由要求建立收益返还机制。问题的关键因此转向三个层面：哪些收益具有公共属性， 谁有资格代表社会收取这笔收益，以及应通过何种机制返还给公民。
潘恩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从既有的认知框架里退出来，重新审视那些流传久远的制度假设。郭锐在评析斯科特《反谷》时，用“辟谷”来命名这种努力——断绝对谷物的依赖，也就是断绝对以谷物为基础的控制秩序的依赖。潘恩拒绝接受贫富是天意，拒绝接受土地私有天经地义。他的激进，在于他认真地把逻辑推到了别人不愿走到的地方。今天，当AI成为新的“谷物”，当数字圈地以技术进步为名悄然发生，当“给人们发钱”的概念在中国开始被严肃讨论时，我们的制度处境远比当时复杂，但核心的追问没有变。到底是在被驯化的循环里寻求补偿， 还是先退出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凭什么分？谁来执行？怎么分？
中文世界需要补这一课。不是因为西方有答案可以直接搬运，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土地制度、数据治理和“共同富裕” 实践，提供了一个检验和修正潘恩理论的独特实验场。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是那套200多年前的论证从未遭遇过的困境。托马斯・潘恩这位生前不被时代接纳的思想者，在这场讨论中缺席得太久了。今天，该还这笔“数据租金”了。
文｜叶佳旖 (Jiayi Jessica YE），UWC 常熟世界联合学院；郭锐，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编辑丨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6月刊
原文标题丨《从地租到“算力租”：AI时代公共数据收益如何返还社会》
图片由AI生成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