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球变暖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叠加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全球气候治理步入一个更为关键且充满挑战的新阶段。雅诺什· 帕兹托（Janos Pasztor）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顶尖专家与资深外交官。在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他拥有近50年专业经验，亲历了数十年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进程，在国际气候政策、多边合作及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
他长期关注并积极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多次与中方开展对话交流，高度认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务实行动与大国担当。作为全球气候合作的重要见证者与推动者，他积极搭建中外绿色发展交流合作的桥梁。为此，近期本刊记者对雅诺什· 帕兹托进行了专访，邀请他分享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权威见解、对全球气候行动的观察，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设性建议。
● 雅诺什·帕兹托
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顶尖专家与资深外交官。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高级气候顾问、卡内基气候治理倡议（C2G）执行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政策与科学总监等要职。
CST：多年来，您在全球范围内看到哪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或令人振奋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否带来了切实的积极改变？
雅诺什·帕兹托：多年以来，应对气候变化最令人惊喜、也最具实效的进展，莫过于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全球发展进程中大量新增的电力需求，可以由清洁的太阳能来满足，而不再依赖新增的化石燃料发电项目。
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其《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为减少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搭建了全球法律框架。没有这些协定所指引的全球大方向，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的研发与推广，很难达到今天这样的速度与规模。
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德国大幅补贴了太阳能电力的应用，截至2020年累计补贴金额约1000亿欧元。德国的补贴政策与长期价格保障机制，推动了全球光伏产品价格下降，惠及包括德国以外的世界各国。此后，美国拜登政府时期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也为美国国内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部署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最重要的进展来自中国。通过大规模的供给侧补贴及其他配套政策，中国已成为全球太阳能板生产的领军者——其产量占全球太阳能板生产的80%～85%。这让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用上了低价清洁电力，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仅就中国国内的电力生产而言，中国也已跻身全球光伏和风能发电的领先者行列。这两者合计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2%，发电量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这有力支撑了中国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尤其是《巴黎协定》下的各项目标。
然而，尽管清洁太阳能和风能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与广泛应用，全球能源转型的速度与整体规模，仍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力争1.5℃以内的目标。世界尚未走上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轨道。
美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的排放国，从未真正全面参与国际减排进程。美国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却未批准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近期更是第二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甚至启动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法律程序。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多项行政措施，大幅取消或放缓了拜登政府依托《通胀削减法案》推进的重要气候投资， 这势必削弱美国的减排力度。关键是，美国向世界发出的政策信号方向错了。不过，美国各州、城市和企业层面仍有重要的愿景和行动，但这些努力能否维持转型方向，仍有待观察。
CST：从您长期深耕全球气候治理的视角出发，如何评估全球变暖的最新态势与发展趋势？
雅诺什·帕兹托：总体而言，全球正朝着构建低碳、零碳能源体系的正确方向迈进。如今，多数国家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于其他能源。然而，全球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速度，远远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从现实来看，世界实际上已经难以实现既定的温控目标——未来几年，全球温升极有可能突破1.5℃的阈值（该水平被视为维持地球气候相对温暖且稳定的临界点）；未来几十年，甚至2℃的目标也可能难以守住。这意味着，当前已经十分显著且常常具有灾难性的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加剧。
近期研究更显示，形势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为严峻：全球变暖进程正在加速，气候敏感性也高于此前的认知。尤为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的“临界点”。诸如热带雨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以及南北极冰盖状态等复杂的地球系统，皆是此类关键现象的例证。随着变暖的持续，这些系统可能会从当前状态“突变”至另一种状态，而这种转变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逆转的。这将导致极其深远的环境、社会及经济影响：亚马孙雨林可能退化为类似稀树草原的生态系统；北极海冰可能彻底消融；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可能减速乃至完全崩溃，进而致使北欧急剧降温，而南半球则面临显著升温及季风系统的剧烈扰动。
另外，全球仍在新增油气勘探领域投入近2000亿美元，油气相关总投资约1.1万亿美元。尽管形势不容乐观，但也有好消息：全球在太阳能、风能、核能、储能、电网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是油气领域的两倍。当然，这仍然不足以避免未来几十年全球显著升温。
迄今为止，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电动汽车、能效提升等“容易落地”的领域。而工业生产、航空运输，以及尤为关键的全球粮食体系等“难减排”领域， 亟需向低碳、零碳乃至负碳方向实现根本性变革。
这一趋势也要求全球消费模式发生重大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这势必导致碳排放量大幅上升。我们不能否定人们对消费升级的向往，但必须尽最大努力降低这种消费的碳足迹——发达国家要着力降低现有消费模式的碳排放，发展中国家则要严控未来消费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量。
这背后最重要的启示是：减排必须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方式，而不能仅仅聚焦于某一个或几个领域。我们不能只专注于清洁能源供给与应用的特定技术，更要解决更广泛的城乡发展问题，重新思考和构建全球粮食体系，打造覆盖整体出行需求的交通系统——而不是简单地用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
CST：面对全球变暖的严峻形势，应对地球升温有哪些选择？各自会带来哪些影响？
雅诺什·帕兹托：从根本上说，应对全球变暖有四类路径：第一，减排；第二，把大气中多余的碳清除掉；第三，适应已经躲不开的气候影响，同时增强未来抗冲击的能力；第四，在全世界通过减排和碳清除走向完全脱碳的这个漫长过程中，先采取临时性的地球降温措施。到目前为止，多数讨论和政策都盯着减排——确实，减少并最终消灭所有排放，始终是、也必须是头等大事。全世界减排越多，对后面三种办法的依赖就越小。反过来说，全球减排的速度越慢，就越得靠后三种办法来兜底。
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仅靠减排——无论推进速度多快——已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当前大气中已经累积了过量的碳，即便明天全球彻底停止所有排放（这显然不可能实现），大气中残留的碳仍将在未来数百年持续产生日益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影响。
针对剩余气候影响的适应工作已经讨论多年，但直到近期才出现真正的协同行动与资源投入。然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适应能力存在显著局限：首先是资源的可获得性，此外还包括技术、文化、地理条件等约束。各类评估清晰表明：人类基本无法适应2℃乃至3℃的全球温升。
这意味着，不清除大气中过量的碳，全球在可持续能源、粮食体系、城市政策上的所有投入都无法真正成功。而这一目标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实现。这意味着，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除了减排与传统适应措施， 全球还必须采取“纠正性行动”——清除大气中的过量碳，并在全面脱碳进程中探索可行的地球降温方案。目前关于减排的论述已十分丰富，适应与碳移除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我在重点关注通过应用改变行星反照率（反射率）的技术来为地球降温这一议题。
CST：世界是否应考虑通过降温来应对温升突破1.5℃的风险与成本？
雅诺什·帕兹托：我目前并不支持部署太阳辐射管理（SRM）技术，因为现阶段尚无充分依据论证其必要性，现有信息不足以支撑相关决策。同时必须明确：即便部署SRM，也无法全面解决气候危机，只有减排与清除大气过量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SRM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临时的、应急的补充动作——在世界脱碳的同时，给地球降降温（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
但我坚决认为，我们必须认真探讨这一议题——至少出于两大原因：第一，全球正在持续变暖，本世纪剩余时间最可能的情景是气温进一步升高，影响愈发显著且常具灾难性。
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 菲格雷斯所说：“我们并未真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现有体系已内嵌的破坏程度，意味着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必须面对一个已然改变的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避免最糟糕的情形。” 当前气候现状与这一判断虽不足以支撑部署SRM，但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气候影响有可能恶化到全球不得不采取局部、区域乃至全球降温手段，以规避或至少减轻最坏影响，同时推进脱碳。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开展必要研究以更好地理解相关风险、收益与治理挑战，或许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一种道德责任。
第二，当前各类营利、非营利及政府机构正在开展SRM 技术研发，尤其是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技术，却没有建立任何正式的治理框架。这些活动规模不一，从小型“后院式”商业试验到资金雄厚的初创企业项目不等，部分机构已自行建立了自我治理机制。
各国政府必须警醒起来：要么彻底禁止这些活动，要么建立相应的治理框架，设置合理的研究指引和监管红线，让这些活动能够在安全且为公众所接受的前提下推进。考虑到未来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形势的演变，这类活动很可能会越来越多。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内层面召集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开展对话，并在国际层面推动类似交流，从而为构建正式的治理框架奠定基础。
CST：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未来，您认为从技术和政策层面如何应对全球变暖问题？
雅诺什·帕兹托：人类活动正在对地球系统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大气、陆地、海洋、生物多样性，乃至太空。这些影响相互叠加，导致地球系统吸收人类冲击的能力不断下降，形成越来越多人所说的“多重危机”。气候变化被普遍视为其中最严峻的挑战，因为它既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所有生态和社会问题。
我们无法孤立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同步解决各类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推动地球系统恢复类似全新世时期的韧性，协同应对多重危机。全球既要持续发展低碳、零碳能源， 也要同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修复土壤、呵护日益脆弱的海洋。这不仅需要特定技术手段，更需要系统性方法协同应对挑战，寻求最优发展路径，而非仅仅优化单一领域。
我们需要创新研发新技术，破解水泥、钢铁生产等“难减排”行业的低碳转型难题， 开发航空、货运领域的低碳零碳技术，同时研发大气二氧化碳直接移除（CDR）与永久封存技术。对于CDR而言，治理层面的挑战与技术研发同等重要——目前责任主体、资金承担、监测、报告与核查（MRV）、责任归属与保险等问题均不明确，亟待解决。
CST：请分享您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察与印象。
雅诺什·帕兹托：简而言之，我深感钦佩。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我衷心希望中国在现有成就基础上日益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不仅在理念层面，更在实践落实层面。这将使中国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我本人曾于1992—1994年有幸参与制定中国的《21世纪议程》——这是全球首批、也是最全面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之一。此后，我观察到，中国从2007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到2013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系统化，逐步将环境可持续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支柱。国际候危机的形势将远好于当前。
中国当前最突出的气候挑战仍是煤炭。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部署全球领先，但煤炭仍占全国发电量近60%。不过，已有可信迹象显示拐点将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风光发电量增速超过电力需求增速，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下降2%，降幅相当于瑞士全年用电量；风光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火电装机。
若可再生能源部署保持现有速度、电气化效率持续提升、不再新增大规模煤电产能，中国电力行业的排放可能已于2025 年达峰。我认为方向已经很明确：中国在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报告及“十五五”规划中，纳入雄心勃勃、可量化的逐步削减煤炭目标，为碳减排提供了当前政策框架所亟需的清晰路线图。
我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更大国际引领作用的关键机遇就在眼前。在煤炭问题上采取更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整体公信力。具体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依托清洁能源生产与应用的全球事实领先地位，中国可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地影响主要国际机构，推动其层面，中国将这一框架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相对接，包括2060年碳中和承诺。国内层面，2012—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6%，能源强度累计下降26.4%。
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初期投资对可持续性关注有限， 但近年来，一系列绿色金融工具的推出和环境影响评估的强制要求，显著提升了可持续发展实践水平。作为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副主席，过去两年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并实地考察了中国长期战略规划的落地成果。
2026年4月22日，恰逢第57个世界地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这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持续致力于气候行动，也是“十五五”规划与未来专项规划之间的一项衔接性政策，似乎也是首个明确将脱碳与能源安全、工业发展相联系的高层文件。
CST：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表现与贡献？对中国作为大国发挥更有力引领作用有何建议？
雅诺什·帕兹托：世界尚未走上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轨道，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还不够，其中也包括中国。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在光伏、风能、水电、核电等清洁电力生产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已成为该领域绝对的全球领军者——不仅为自身气候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其他使用中国技术的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方针。如果各国都能制定并实施类似的长期气候战略，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形势将远好于当前。
中国当前最突出的气候挑战仍是煤炭。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部署全球领先，但煤炭仍占全国发电量近60%。不过，已有可信迹象显示拐点将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风光发电量增速超过电力需求增速，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下降2%，降幅相当于瑞士全年用电量；风光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火电装机。若可再生能源部署保持现有速度、电气化效率持续提升、不再新增大规模煤电产能，中国电力行业的排放可能已于2025年达峰。我认为方向已经很明确：中国在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报告及“十五五”规划中，纳入雄心勃勃、可量化的逐步削减煤炭目标， 为碳减排提供了当前政策框架所亟需的清晰路线图。
我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更大国际引领作用的关键机遇就在眼前。在煤炭问题上采取更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整体公信力。具体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依托清洁能源生产与应用的全球事实领先地位，中国可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地影响主要国际机构，推动其发挥应有作用。在部分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可加强与各国企业合作，推动中国知识和技术转移，加快全球向低碳、零碳能源体系的转型。
第二，国际社会在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研究治理机制制定以及是否部署全球降温措施的决策上陷入僵局。中国可发挥重要的全球引领作用，适时召集国际科学与政策对话，与现有国际机构适当联动，厘清部署或不部署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风险、收益与治理挑战，推动相关进程。
第三，中国是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与应用的全球事实领导者，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及相关技术工艺的研发领域也处于全球前列。依托这些优势，中国可在人工智能支撑的多重危机应对技术研发、人类安全使用治理框架构建等方面发挥重要全球引领作用，助力全球恢复类似全新世时期的地球系统韧性。
CST：您在联合国工作数十年，面对近期主要经济体政策转变，我们应如何加强全球合作，避免气候行动遭遇挫折？
雅诺什·帕兹托：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地缘经济对现状的挑战（如关税战、制裁等），以及部分国家对多边主义兴趣的减弱。美国决定退出多个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他数十个国际组织——尽管退出程序尚未完成，形势仍存在变数。但无论如何，当前形势都指向一个充满挑战的未来——对整体国际事务而言，对气候变化领域尤为突出。
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有所收缩，另一些方面却在深化。总体而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跨国问题需要越来越多的双边、诸边和多边解决方案。当前，改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仅仅维持）现有国际机制的难度很大，但我们不能放弃多边合作。当下更应该强化地方和区域层面的行动，以及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这些努力假以时日，当地缘政治形势好转时，可以重新融入多边框架。
同时，应认可并鼓励那些目标相近的国家组成“合作集团”（有时也称为“俱乐部”）。哥伦比亚与荷兰联合发起的“摆脱化石燃料转型大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大会于2026年4月24—29日在哥伦比亚圣玛尔塔召开，邀请各国共同组建这样的集团。此类集团需要精心培育，以确保其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也可以牵头召集相关国家，在前述三个领域推进深度合作。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尽管气候变化带来的是环境影响，但解决方案却深藏于各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规划之中。《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长期由环境部门主导，而如今越来越需要财政、发展、科技等部门的共同参与。因此，谈判进程也必须吸纳这些部门，以“全政府”的视角推进议程、制定决策，构建全球实施框架，并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中国国内也曾就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职责分工进行过讨论，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此外，还必须更好吸纳私营部门参与落实行动目标。我亲历了巴黎气候大会（COP21）上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许多私营部门代表）参与的过程。在与缔约方代表的一些联席会议上，这些行为体的参与及其向各方作出的承诺，让许多缔约方代表更加确信他们所做的决策是能够落地的。我们应在这一基础上，构建UNFCCC缔约方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中国可以在国内先行探索的领域——先在国家层面尝试，再将其经验推广至国际层面。私营部门参与谈判固然有益，但更重要的是， 要推动他们将气候目标融入日常决策。ESG框架可以为此提供有力支撑。
CST：您曾推荐金·斯坦利·罗宾逊的著作《未来部》。这本书对当下的气候行动有哪些重要启示？
雅诺什·帕兹托：我喜欢阅读贴近现实的科幻作品，因为它们能让人超越现状，看到积极改变的可能。《未来部》正是这样一部与当今世界高度契合的作品。这本书最重要的启示是：它描绘了一个近未来的故事——气候变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包括严重的人员损失），但人类历经各种挑战后， 最终成功稳定了气候、重塑了经济、建立了新制度、守护了宜居地球。罗宾逊相信人类仍有这个能力，但成功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协同行动。在我看来，当前气候危机常常令人绝望：影响日益严重，各国行动不足，甚至有些国家在倒退，但《未来部》这样的叙事，提供了可行的未来图景，帮助我们直面难题。
本书另一个启示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不完美的世界，好坏交织，很难简单判断。没有生态恐怖主义，能否解决危机？一个国家单边部署太阳辐射管理技术，能否打破国际僵局？完全透明永远有益吗？书没有给出答案，但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
此外，我在本文中多次强调：危机与解决方案相互关联的系统性思维，是建设可持续世界的关键。作者金· 斯坦利· 罗宾逊成功地将气候科学、经济学、地缘政治、生态学、科技等多重学科融合进了叙事。
总而言之，这本书对应对气候危机极具现实意义，结尾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它让我们相信：尽管挑战严峻，我们能够——而且必将——落实所需的解决方案。
文丨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6月刊
原文标题丨《全球变暖的真相与选择——专访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资深气候外交官雅诺什·帕兹托》
本文含AI生成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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